我们社会的潮流，行为方式，消费方式，似乎是总是由一些城里人在引导的。具体一点说是由城里的富有者在引导的。他们引导着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潮与时髦，领导生活新潮流。他们也总是以他们的行为方式与消费方式给最普通的广大群众做出“示范”的样本。撇开前些年的事不说，单说近年来城里一些富有者一到节假日成群结伙去民俗村消闲玩耍，去山高皇帝远的农家去品尝农家饭菜，去看农家的近乎于原始的建筑，去看农家的媳妇穿戴打扮，去听农家的质朴而又地道的方言，也不失为一种享受。也就成了一种时髦，当然也就成了一种时尚。

　　这种时尚带给民俗村农民的除了经济上的富足外，更多的则是信息的交流，两种文化的碰撞，以及种种观念的更新。城里的富有者在进行后现代的消费时，在不知不觉中也把他们的种种观念带到了农村。

　　当然现在的城里的人比不得当年的城里人，现在的城里人去乡下大都是开着自家的私家车子，车子里或者带着家人，或者带着情人，或者带着友人，更带着城里人的富有与自足，骄矜与自信，居高临下地去乡下的。他们出现在乡下的农人面前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尽管他们在城里忙碌着挣钱心疲力尽，在商海里拼命搏杀体无完肤，在情场里轰轰烈烈焦头烂额，在官场里呕心沥血昏昏沉沉，可当他们去一个与原来的生活圈子毫无二致的陌生而又落后的地方时，他们把自己真实的面孔隐藏了起来，他们呈现给乡下人的是救世主的面孔，是上帝的面孔，是高居于莲花宝座之上的救苦救难的如来佛与观世音菩萨。他们带着一副悲悯与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农家。他们并不计较一顿饭菜的价格的贵与贱，他们追求的是别样的东西。

　　他们感谢乡下人，乡下人为他们提供了舒服的享乐的环境：卫生而又没有影响血脂与胆固醇的饭菜，温暖、干净、整洁的的卧室，没有污染的饮用水；而农家的质朴与厚道，镜子似的对照出了他们的自私与精明。在农家，没有城里的喧嚣与纷争，没有城里的龌龊肮脏，真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似乎远离尘寰，但又与城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美景与田园自然风光，又可以让他们把在城里郁积下来的愤懑、忧怨、苦闷、焦灼、烦躁、迷茫、彷徨等情绪，尽情地发泄出去。在这里，他们真正地当了一回无忧无虑的神仙，或者赛过神仙。

　　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城里人在尽情地享受农家人淳朴而又厚道的人间至情时，在尽情地吃喝玩乐时，在尽情地让感官获得最大的自由与解放时，也把病菌、恶习、污浊和肮脏带给了农村人。

　　城里人在乡下玩的最为时髦的是赌博，挖坑、打麻将、漂三页、推拖拉机，他们走到一个民俗村时，总忘不了赌博，有的甚至是豪赌，带着密码箱，密码箱里装着成捆成捆的“幺洞洞”。他们玩起赌博通宵达旦，有的甚至几天几夜也不休息。饿了就让房东做点农家风味的饭菜，渴了就喝雪碧与可乐。要不就是西凤与五粮液，或者是太白。他们挥金如土的情形真正让农村人瞠目结舌了。

　　其次是偷情。城里人有的自己带着小姐，或者情人。没有带的到了民俗村则要住户的房东给他们找小姐。乡下人开始感到很难为情，因为在他们的家里让一个陌生的城里人青天大白日嫖娼，一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老几代住在一个屋檐下，总是尴尬事。他们想城里人总该有顾忌吧，可城里人却不管这些，他们只管自己的快乐。他们不管农村人的尴尬与无奈。他们总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走刀九洲。大概由于城里人的喜好吧，乡下人也就随了他们的愿，所以在一个火爆的民俗村，总有一些影子似的小姐在周围活动。更有些见利忘义的乡下人在家里养起了小姐，用小姐来拉生意。大概是城风影响吧，在当下的农村也有人在民俗村搞起了歪门邪道，或赌博，或嫖娼。

　　三是他们在乡下人面前流露出的精神上的优越与骄娇二气，施恩者的神情，不平等对待农民的心态，总是让乡下人感到心里不舒服。他们或成功时的春风得意，或失意时的牢骚满腹，或困顿时的怨天尤人，或绝望时的歇斯底里，也都如毒雾一样污染着乡下的空气，毒化着乡下人的灵魂。风气使然，现在的民俗村也渐渐地具有了一种更大的包容性，于是，赌徒来了，无赖来了，流氓来了，盗贼来了，闲人来了，社会上的混混子来了，暗娼来了，人生的失意者来了。他们的存在是民俗村变得更为复杂了，也更光怪陆离了。

　　纵观历史，消闲是有产阶级的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是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性的一种返璞归真，而不是粗俗的欲望的发泄与肮脏的灵魂的暴露。虽然魏晋时有所谓的放达文人的赤身露体的扪虱而谈，但那是那个时代文人反抗权贵与社会的一种行为方式。近代则有周作人的“闲舒”，但他的心理背景则是憎恶喧嚣，憎恶人与人间的狡狯，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而作为城里富裕者，要从有钱过渡到有闲，再过渡到高雅的“闲舒”，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而衡量高雅的“闲舒”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